纪录片《女巫猎手 The Witch Hunters 2017》：坦桑尼亚巫术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
（社会纪实纪录片・解码非洲巫术猎杀的文化密码与生存困境）
当现代文明的曙光已照亮全球大部分角落，在非洲东南部的坦桑尼亚，一种古老而残酷的暴力形式仍在持续上演 —— 以 “巫术” 为名的猎杀。2017 年，英国第四频道（Ch4）推出的纪录片《女巫猎手 The Witch Hunters》，将镜头对准这片被巫术恐惧笼罩的土地，以震撼的纪实影像揭露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：2016 年，至少有 400 名坦桑尼亚女性因被指控 “女巫” 而惨遭杀害，这个数字远超非洲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。不同于猎奇式的文化窥探，纪录片通过三位记者 —— 埃里克・麦克法兰（Eric McFarland）、艾德・阿代皮坦（Ade Adepitan）与克里斯南・古鲁 – 穆尔西（Krishnan Guru-Murthy）的深度调查，层层剥离巫术现象背后交织的历史积弊、社会矛盾与权力结构，展现了现代性与传统信仰碰撞下的人性挣扎。本文将循着纪录片的叙事脉络，从历史文化根源、社会经济困境、性别权力博弈与制度失效四个维度，解析坦桑尼亚巫术猎杀现象的深层动因，并探讨这部纪录片作为 “社会镜像” 的独特价值。
一、历史的幽灵：殖民遗产与本土信仰的扭曲共生
纪录片开篇即指出一个核心悖论：坦桑尼亚对巫术的笃信程度，在非洲大陆堪称 “异数”，这种特殊性并非源于 “原始文化的残留”，而是殖民历史与本土信仰畸形融合的产物。记者团队在坦噶尼喀湖沿岸的村落调查时发现，当地老人讲述的 “巫术传说” 中，既包含班图人传统信仰中 “祖先 spirits 干预现世” 的观念，又掺杂着 19 世纪德国殖民者引入的 “妖术恐慌” 叙事 —— 这种文化杂交形成了一套极具破坏性的认知体系。
1. 前殖民时代的信仰根基：从 “平衡力量” 到 “替罪羊符号”
在坦桑尼亚传统的班图族、马赛族等原住民文化中，”巫术”（Sorcery）最初并非纯粹的负面概念，而是被视为一种能影响自然与人类命运的 “神秘力量”。纪录片中，人类学家访谈提到，传统社会中的 “巫医”（Mganga）兼具治疗者与调解者的角色，其职责是通过仪式化解社区矛盾、应对自然灾害，而非制造恐惧。这种信仰体系本质上是对不可控自然力量的解释框架，也是维系小型社群伦理秩序的工具。
然而，随着殖民入侵与社会结构的瓦解，这种功能性信仰逐渐异化。纪录片通过档案影像对比展示：19 世纪末德国殖民者为巩固统治，刻意放大原住民文化中的 “巫术威胁”，将反抗殖民统治的部落领袖污名化为 “邪恶巫师”，并通过颁布《反巫术法案》将传统信仰定义为 “野蛮行为”。这种策略不仅摧毁了原住民的文化自信，更将 “巫术” 塑造成一种可被随意滥用的政治罪名 —— 这一历史遗产在当代坦桑尼亚仍清晰可见，纪录片中许多被指控的 “女巫”，其真实 “罪行” 往往是批评村长腐败或拒绝家族安排的婚姻。
2. 基督教传教士的双重影响：信仰冲突与道德审判
20 世纪初，基督教传教士在坦桑尼亚的活动进一步加剧了巫术恐慌。纪录片采访的一位福音派牧师坦言，早期传教士为吸引信徒，常将传统信仰妖魔化为 “撒旦的工作”，宣称 “信基督即可免受巫术伤害”。这种非此即彼的信仰灌输，使得原本温和的文化差异转化为激烈的道德对立 —— 在许多农村社区，拒绝皈依基督教的老人极易被贴上 “女巫” 标签，而教会有时甚至会变相支持对 “异端” 的惩罚。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传教士引入的 “原罪” 概念与本土的 “祖先崇拜” 产生了扭曲结合。纪录片中记录了一场在阿鲁沙地区举行的 “驱巫仪式”：牧师一边诵读《圣经》，一边用掺有圣水的泥浆涂抹被指控女性的身体，宣称能 “净化邪恶灵魂”。这种混杂着基督教符号与非洲传统仪式的行为，既暴露了信仰体系的混乱，也证明了殖民文化对本土认知的深度改写 —— 巫术恐惧已不再是简单的传统遗存，而是被历史层层编码的权力工具。
二、生存的困境：贫困、疾病与资源争夺的暴力出口
如果说历史文化是巫术猎杀的 “精神土壤”，那么严峻的社会经济现实则是催生暴力的 “现实温床”。纪录片通过跟踪三位不同地区的 “女巫” 幸存者，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：在坦桑尼亚，巫术指控往往是资源匮乏状态下的 “生存策略”，400 名被杀害女性的背后，是无数家庭在贫困、疾病与气候变化压迫下的绝望博弈。
1. 资源匮乏的 “零和游戏”：土地、水源与巫术指控的关联
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马尼亚拉地区，纪录片记录了一场因水源引发的 “女巫猎杀”：当地唯一的水井干涸后，村民将责任归咎于 72 岁的寡妇姆瓦玛卡（Mwanamaka），指控她用巫术 “吸干” 了水源。记者调查发现，姆瓦玛卡拥有村里最后一块可灌溉的土地，而指控她的村民中，恰好有多人曾试图低价购买她的土地遭拒。这种 “资源争夺 – 巫术指控 – 暴力驱逐” 的模式，在纪录片中多次出现。
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（UNDP）的数据显示，坦桑尼亚 80% 的人口依赖农业为生，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频发，可耕地面积以每年 2% 的速度减少。纪录片中，人类学家用地图直观展示：巫术猎杀事件的高发区域，与土壤退化、水源短缺的区域高度重合。当生存资源变得极度稀缺时，”清除女巫” 就成为某些人掠夺土地、财产的低成本手段 —— 这种暴力本质上是贫困社会中 “零和博弈” 的极端表现。
2. 疾病与死亡的 “认知捷径”：医疗空白下的巫术归因
纪录片中最令人震撼的场景，发生在坦桑尼亚最大的公立医院莫西比利国家医院外：一位母亲抱着患有疟疾的孩子，拒绝接受医生治疗，反而坚持要找 “巫医” 驱散 “诅咒”。这种对现代医疗的不信任，并非单纯的 “愚昧”，而是长期医疗资源匮乏导致的 “认知惯性”。
数据显示，坦桑尼亚每 10000 人仅拥有 2.3 名医生，农村地区的居民平均需要步行 20 公里才能到达最近的诊所。当家人遭遇疟疾、艾滋病等疾病时，大多数农民既无力承担医疗费用，也无法及时获得治疗，此时 “巫术作祟” 的解释就成为最便捷的心理安慰。纪录片中，一位曾参与猎杀 “女巫” 的村民坦言：”当我的孩子死于高烧时，巫医告诉我是邻居下了咒 —— 杀死她，至少能让我感觉好受些。” 这种将疾病归因于巫术的思维，在医疗资源极度短缺的社会中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：越是依赖巫术解释，越忽视公共卫生建设；而公共卫生状况越差，巫术信仰就越根深蒂固。
三、性别权力的博弈：父权制危机下的女性牺牲
纪录片最深刻的洞见之一，是揭示了巫术猎杀本质上的性别暴力属性 —— 在被指控为 “女巫” 的受害者中，90% 以上是女性，其中又以老年寡妇、无子女性和经济独立的女性为主。通过记录几位女性幸存者的故事，记者团队展现了坦桑尼亚父权制面临现代挑战时，如何通过 “猎杀女巫” 来重塑性别权力结构。
1. 财产继承的威胁：寡妇成为首要目标
在坦桑尼亚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中，女性通常被排除在土地和财产继承之外。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，部分女性通过经商、务工获得了独立经济来源，这种经济地位的变化引发了男性群体的焦虑。纪录片中，68 岁的寡妇塞拉菲娜（Seraphina）的遭遇极具代表性：她丈夫去世后，凭借经营小型杂货店独自抚养三个子女，却被小叔子指控为 “用巫术杀死丈夫、夺取家产”，房屋被烧毁，本人险些被乱石砸死。
记者调查发现，在坦桑尼亚农村，约有 30% 的 “女巫” 指控发生在丈夫去世后的一年内，而指控者往往是试图侵占遗产的男性亲属。当地妇女组织提供的数据更令人忧心：在巫术猎杀事件频发的地区，女性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比例不足 5%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这种现象印证了女权主义学者的观点：当女性试图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时，”女巫” 标签就成为男性维护财产控制权的暴力工具。
2. 生育压力与 “生育女巫”：性别选择的残酷延伸
纪录片还关注到一种特殊的 “女巫” 类型 ——”生育女巫”，即被指控 “用巫术导致他人不孕或流产” 的女性。在姆万扎地区的调查中，记者发现当地诊所的墙上贴满了 “治疗不孕” 的广告，而在诊所附近的村落里，已有 5 名无法生育的女性被指控为 “生育女巫”。
这种现象与坦桑尼亚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密切相关：尽管法律禁止性别选择，但男孩的生育偏好仍非常强烈，女性的社会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能力。当一对夫妇无法生育时，尤其是无法生育男孩时，女性往往成为首要责任人，而 “巫术” 则为这种责任追究提供了 “合理” 借口。纪录片中，一位妇产科医生无奈地表示：”每天都有女性来诊所证明自己没有使用巫术，她们宁愿接受不必要的检查，也不愿回家面对被指控的风险。” 这种对女性生育功能的极端控制，暴露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残酷支配。
四、制度的失效：法律空转与治理困境
纪录片并未将巫术猎杀简单归咎于 “文化落后”，而是深入探讨了国家制度在应对这一问题时的系统性失效。通过采访警察、法官和政府官员，记者团队揭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：尽管坦桑尼亚早在 2002 年就修订了《反巫术法案》，将巫术指控与暴力行为列为刑事犯罪，但在实际执行中，法律往往成为一纸空文，甚至有时会变相纵容暴力。
1. 司法系统的 “象征性执法”：低定罪率与高纵容度
纪录片中，记者陪同一位 “女巫” 幸存者向当地警察局报案，却目睹警察以 “证据不足” 为由拒绝立案，甚至暗示 “无风不起浪，可能确实有巫术存在”。这种态度并非个例 —— 数据显示，2016 年坦桑尼亚记录在案的巫术猎杀案件有 327 起，但最终被定罪的仅 12 人，定罪率不足 4%。
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司法资源的分配不均：坦桑尼亚全国仅有约 1500 名法官，其中 80% 集中在城市，农村地区的案件往往由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的 “治安官” 处理。纪录片中，一位治安官在审理一起巫术指控案件时，竟要求被告 “当众发誓证明自己清白”，这种将传统神判法与现代司法混为一谈的做法，使得法律不仅无法保护受害者，反而成为合法化暴力的工具。
2. 地方政府的 “利益绑定”：权力与巫术的勾结
纪录片的调查还发现，部分地方官员与传统领袖（如酋长）存在利益勾结，对巫术猎杀采取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。在林迪地区，记者暗访发现，当地酋长通过主持 “驱巫仪式” 收取费用，每位 “求助者” 需支付相当于两个月收入的礼金，而这些收入的一部分会与地方政府官员分成。这种 “权力 – 经济” 联盟，使得巫术产业成为地方治理中的 “灰色地带”。
更严重的是，当巫术指控涉及政治矛盾时，政府有时会主动利用这种暴力。纪录片中，一位 opposition politician 透露，在 2015 年总统大选期间，有执政党的支持者将 opposition supporters 指控为 “用巫术破坏选举”，而警方对此视而不见。这种将巫术指控政治化的做法，不仅加剧了社会分裂，更使得巫术猎杀成为权力斗争的武器 —— 制度的失效在此达到了顶峰。
五、纪录片的社会价值：作为 “干预工具” 的纪实影像
作为一部优秀的社会纪实纪录片，《女巫猎手 The Witch Hunters 2017》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现实，更在于它对现实产生的干预作用。不同于许多非洲题材纪录片中常见的 “悲情叙事”，这部作品通过严谨的调查与多元的视角，既避免了对非洲文化的妖魔化，也拒绝了简单的 “拯救者叙事”，而是呈现了一个复杂的、多维度的社会问题图景。
1. 打破沉默：让受害者声音被听见
纪录片最具力量的部分，是给予了 “女巫” 幸存者发言的机会。通过长时间的跟拍，记者团队记录了塞拉菲娜重建房屋的过程、姆瓦玛卡寻找失散子女的艰辛，以及其他幸存者面对社区排斥时的坚韧。这些个人故事打破了 “女巫” 作为 “邪恶符号” 的刻板印象，让观众看到她们作为普通女性的恐惧、痛苦与希望。
这种叙事策略产生了实际的社会影响：纪录片播出后，英国的非洲人权组织收到了数千份捐款，用于帮助坦桑尼亚的 “女巫” 幸存者建立庇护所；坦桑尼亚国内的妇女组织也利用纪录片的片段，在农村社区开展反巫术猎杀的宣传活动 —— 影像在此成为连接全球关注与本地行动的桥梁。
2. 推动政策反思：从文化批判到制度改进
纪录片对司法系统失效的揭露，也引发了坦桑尼亚政府的反思。2018 年，坦桑尼亚司法部宣布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合作，开展针对农村治安官的法律培训，重点提升其处理巫术相关案件的能力；同时，政府还启动了 “医疗普及计划”，在巫术猎杀高发地区建立移动诊所，试图通过改善医疗服务来减少巫术信仰的土壤。这些政策变化虽然缓慢，但无疑是纪录片推动社会进步的直接体现。
六、局限与反思：纪录片未能触及的深层问题
尽管《女巫猎手 The Witch Hunters 2017》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，但它也存在一些局限，这些局限反映了国际纪录片在报道非洲问题时常见的挑战。
1. 对 “西方视角” 的依赖：本土知识体系的缺失
纪录片的三位记者均为西方男性，尽管他们努力保持客观，但在对当地文化的理解上仍存在局限。例如，在解释传统信仰时，纪录片更多依赖西方人类学家的观点，而较少听取当地传统领袖（尤其是女性领袖）的声音，这使得对巫术信仰的分析略显片面，未能充分展现其在本土文化中的复杂性与功能性。
2. 短期干预的局限：缺乏长期跟踪
纪录片的拍摄周期有限，主要聚焦于巫术猎杀的 “事件本身”，而对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缺乏深入探讨。例如，对于如何平衡传统文化保护与反暴力行动、如何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同时尊重当地社会习俗等复杂问题，纪录片未能提供足够的思考空间 —— 这也反映了纪实影像在应对结构性社会问题时的固有局限：它可以引发关注、推动短期行动，但难以解决需要长期社会变革才能应对的深层矛盾。
结语：超越巫术恐惧，寻找人性的共同底线
《女巫猎手 The Witch Hunters 2017》最终留给观众的，不仅是对坦桑尼亚巫术猎杀现象的认知，更是对人类社会普遍困境的思考：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恐惧、资源的匮乏、权力的不平等时，如何避免将他人妖魔化、如何拒绝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？在坦桑尼亚的案例中，巫术猎杀看似是一个 “非洲特有的” 文化问题，但它背后的逻辑 —— 对差异的恐惧、对资源的争夺、对权力的滥用 —— 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挑战。
纪录片结尾，塞拉菲娜在新建成的房屋前种下一棵芒果树，她对记者说：”这棵树会长大，就像我的希望一样。” 这个画面提醒我们：尽管社会问题复杂、变革之路漫长，但人性中的坚韧与善良，仍是推动进步的最终力量。《女巫猎手 The Witch Hunters 2017》的价值，就在于它通过记录黑暗，让我们看到了光明的可能 —— 这种可能，存在于每一个拒绝暴力、追求正义的人的行动中，无论他们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