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 年的南非，晨曦像一条被拉长的金色丝带，铺展在德兰士瓦荒原。一辆老旧的陆虎在尘土中踽踽独行，驾驶座上是一位扎着马尾、戴着圆框眼镜的 23 岁加拿大姑娘——安妮·英尼斯·达格。没有 GPS、没有后援、没有先例可循，她带着一台 16 毫米摄影机、一摞笔记本和一把父亲送的折刀，驶进长颈鹿的王国。那一年，简·古道尔尚未踏入贡贝，戴安·福西还在犹豫是否前往卢旺达；整个非洲大陆，尚无人以科学之名，独自在旷野里与野生动物对视。
长颈鹿比她想象的更高、更静、更易碎。它们像移动的灯塔，在稀树草原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为了不被发现，安妮把帐篷扎在刺槐深处，清晨四点便匍匐前进，用望远镜记录雄性之间的“脖击”仪式、雌性微妙的社交梳理、幼崽第一次站立时的颤抖。她学会了用长颈鹿的眨眼节奏呼吸——一次长达三秒的闭眼，仿佛替整个世界按下静音键。一年后，她带着 900 多页田野笔记、20 篇改写动物行为学的论文回到北美，却在学术象牙塔前撞上一堵更坚硬的墙：圭尔夫大学以“已婚女性无法兼顾科研”为由拒绝授予终身教职；滑铁卢大学的院长干脆直言，“我们永远不会给妻子们留位置”。一夜之间，长颈鹿的草原被关进玻璃天花板。
愤怒与失落没有吞噬她，反而点燃另一场远征。安妮把研究数据塞进抽屉，转身投入第二波田野——女权运动。她在多伦多大学开设“女性与科学”课程，撰写《生物学中的性别歧视》，用长颈鹿社群里的母系智慧质问人类社会的偏见：如果雌性长颈鹿能凭身高与力量决定迁徙路线，为何人类女性不能凭头脑与勇气决定实验室归属？三十年间，她的声音从讲堂传到国会，推动加拿大高校反性别歧视法案落地。只是每当夜深人静，她仍会翻开那本被虫蛀的南非日记，指尖停在一句潦草的旁注：“今天，一只年轻雄性把脖子绕到我的肩膀，像在说欢迎回家。”
2010 年，一封来自肯尼亚长颈鹿保护中心的邮件让 77 岁的安妮重返草原。GPS 项圈取代了折刀，无人机盘旋在曾用望远镜丈量过的金合欢上空。当年的荒原已变成保护区，长颈鹿数量却锐减四成。年轻的学者们围着她，像围着一座活的纪念碑——他们手里的行为学教材里，仍印着她 1957 年手绘的“长颈鹿求偶舞步”。安妮抚摸一只新生幼崽的斑点花纹，轻声说：“你瞧，时间在我身上绕了一圈，又回到你们身上。”夕阳下，她的白发与长颈鹿的鬃毛被同一阵风扬起，像两束迟到的光终于交汇。
纪录片《爱长颈鹿的女人》用温柔的暴力撕开了历史褶皱：它让一位被体制遗忘的先驱重新站到镜头中央，也让观众看见偏见如何像盗猎者的铁丝网，缠住过最柔软的脖子。片尾字幕升起时，银幕外传来一声悠长的鹿鸣——那是安妮在南非录下的第一段声音采样，跨越六十四年，仍在提醒我们：当一个女人敢于独自走向荒野，她不仅带回科学的火种，也替所有被噤声的后来者，提前踩出了一条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