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丘吉尔的一战》（Churchill’s First World War）通过丘吉尔的私人信件与演员情景再现，聚焦1914年40岁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复杂经历，展现其从海军大臣到前线军官的跌宕转折，以及战略决策背后的个人挣扎与历史反思。
海军大臣的“达达尼尔灾难”
1914年，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主导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，试图开辟新战线夹击德国盟友奥斯曼帝国。纪录片通过他写给妻子克莱门汀的信还原决策细节：“若能控制海峡，俄国就能获得物资，战争将提前结束。”然而，由于情报失误与指挥混乱，英军在加利波利半岛遭遇惨败，近50万协约国士兵伤亡。1915年5月，丘吉尔因舆论压力被迫辞职，信中他痛苦地写道：“我像被砍断翅膀的鹰，只能在陆地上蹒跚。”这段经历成为他政治生涯的“耻辱柱”，却也让他深刻认识到现代战争中后勤与情报的重要性。
从权力中心到战壕士兵
辞职后的丘吉尔做出惊人选择——以少校军衔加入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，亲赴法国西线战场。影片通过演员演绎还原战壕生活：他与士兵同吃罐头、共睡泥泞掩体，在日记中记录“每小时都有炮弹在附近爆炸，泥土像雨点般落在军大衣上”。在指挥第6营期间，他改进战壕工事、推行夜间巡逻战术，甚至冒着炮火视察前沿阵地，赢得士兵信任。这段“从云端到泥土”的经历，让他对战争的残酷有了切身体会，信中曾对女儿说：“你永远无法想象，那些年轻士兵笑着走向死亡时，我的心在流血。”
战略远见与历史回响
纪录片特别呈现丘吉尔在一战中的未被重视的洞见：1916年他在《泰晤士报》撰文警告“坦克将改变战争形态”，却被军方视为“文官空谈”；他提出的“联俄援法”战略，在战后被证明是协约国胜利的关键。通过对比他战时信件与战后回忆录《世界危机》的记述，展现其对战争责任的反思——书中既为达达尼尔战役辩护，也承认“决策过于仓促，低估了敌人的抵抗意志”。这种矛盾性恰是影片的核心：一个充满野心与才华的政治家，在战争机器中既是推动者，也是受害者；既是战略家，也是需要在泥沼中证明自己的“赎罪者”。
私人视角下的历史真实
影片大量引用丘吉尔与家人、同僚的通信原件，其中写给母亲的信透露了他的脆弱：“我常梦见加利波利的海滩，那些没能回来的年轻人在向我招手。”而写给陆军大臣基钦纳的信则展现其不屈：“若战争需要，我愿从士兵重新做起。”这些私人文字与历史影像（如他视察战壕的新闻片段、战时内阁会议照片）交织，构建出一个不同于二战“铁腕首相”的立体形象——40岁的丘吉尔，在失败与重生中淬炼着未来领导英国的意志与智慧。正如他在1918年停战日所写：“这场战争教会我的，比任何政治职位都要深刻：胜利从不属于鲁莽的赌徒，而属于能在废墟中站起来的人。”
通过个人命运与战争全局的交织，影片不仅还原了一战中一个关键人物的成长轨迹，更揭示了权力、责任与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博弈。当镜头扫过丘吉尔在前线写下的战地笔记，那些泛黄纸页上的字迹，仿佛仍在诉说一个政治家在炮火中寻找救赎的漫长旅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