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自动驾驶》（Autonomy, 2009）是一部聚焦自动驾驶汽车发展史的专题纪录片，由知名作家马尔科姆-格拉德威尔（Malcolm Gladwell）领衔创作，通过梳理技术演进、探讨伦理争议，呈现了自动驾驶从概念萌芽到早期实践的历程，以及其对人类社会文化、经济秩序和控制权认知的深远影响。
技术简史：从实验室到现实边缘
影片以“控制权的转移”为主线，回顾了自动驾驶的早期探索：
萌芽阶段（20世纪70-21世纪初）：从1970年代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（DARPA）的“自主地面车辆”（ALV）项目，到1980年代德国奔驰的“VaMoRs”自动驾驶原型车（时速仅9公里，依赖预设路线），早期技术受限于传感器精度和计算能力，只能在封闭环境中缓慢行驶。纪录片特别提到1989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“智能小车”（参考搜索结果11），作为同期非西方国家的探索案例，展现了技术竞争的全球化开端。
突破时刻（2000年代）：2004年DARPA举办首届自动驾驶挑战赛，15支队伍的无人车均未能完成142公里沙漠赛道；2005年第二届比赛中，斯坦福大学的“斯坦利”（Stanley）无人车以6小时53分钟完成全程，标志着自动驾驶从“理论可行”迈向“工程实现”。影片通过斯坦福团队的访谈，揭秘其核心突破——融合激光雷达（LiDAR）、摄像头和GPS数据，用机器学习算法实时规划路径，应对沙漠地形的不确定性。
利弊辩论：安全、效率与人性的博弈
纪录片以“公平视角”呈现了自动驾驶的争议焦点：
安全与风险的权衡：支持者引用数据：人类驾驶的事故率为每10万公里1.1次，而早期自动驾驶原型车（如2009年谷歌测试车）在封闭道路的事故率已降至0.3次（参考搜索结果1），认为机器可消除酒驾、疲劳驾驶等人为错误。反对者则担忧“算法伦理”——当事故不可避免时，自动驾驶应优先保护乘客还是行人？影片重现了“电车难题”的现实版讨论，凸显技术无法回避的道德抉择。
控制权的哲学思考：格拉德威尔在片中提出核心问题：“当我们把方向盘交给机器，失去的仅仅是驾驶权吗？”社会学家指出，驾驶作为100多年来的“现代仪式”，承载着自由、独立的文化象征（如美国的“公路电影”传统），而自动驾驶的普及可能重塑人类对“移动”的认知——从主动操控变为被动接受，这种“异化”是否会削弱人的主体性？
经济与社会的转折点
影片预言，自动驾驶将引发“文化和经济的重大转折”：
产业重构：汽车制造商从“硬件销售”转向“出行服务”，传统车企与科技公司（如谷歌、百度）的竞争加剧；出租车、货运等行业面临劳动力替代，全球数千万司机可能失业，而新的岗位（如算法训练师、远程监控员）将应运而生。
城市形态变革：自动驾驶的普及可能减少私家车保有量（通过共享出行），释放停车场空间（全球城市约30%土地用于停车），推动城市向“步行友好”转型；但也可能因出行成本降低，导致郊区化加剧和能源消耗反弹。
2009年的“未来之问”
作为一部早期纪录片，影片的前瞻性与局限性并存：
预见与未及：准确预测了传感器成本下降（如激光雷达从2009年的7万美元降至如今的千元级）、算法迭代加速的趋势，但未能预见中国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崛起（如百度2014年启动项目，参考搜索结果1）和特斯拉“纯视觉路线”的争议。
伦理争议的延续：片中关于“事故责任归属”“数据隐私保护”的讨论，在2024年仍未完全解决——当自动驾驶事故发生时，责任应归于车主、车企还是软件供应商？这一问题至今仍是法律和保险体系的难题。
影片结尾，格拉德威尔引用哲学家刘易斯·芒福德的话：“我们最危险的幻觉，是纯技术解决方案能解决复杂的人类问题。”《自动驾驶》并未给出技术乐观或悲观的定论，而是将选择权交给观众：在效率与人性、安全与自由之间，我们希望构建怎样的未来出行图景？这一提问在15年后的今天，依然振聋发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