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闹鬼》（Hauntings, 2022）是一部聚焦英美两国经典超自然案件的英国纪录片，通过个人证词、历史档案与戏剧性重建，深入剖析四桩“心理恐惧远超直接恐怖”的闹鬼事件，展现超自然现象对亲历者长期的心理影响，以及现代社会对“鬼故事”持久的文化迷恋。
四桩标志性案件：从历史阴影到现代恐惧
1. 恩菲尔德 poltergeist（英国，1977-1979）
作为英国最著名的“骚灵事件”，纪录片以11岁女孩珍妮特·霍奇森的“附身”经历为核心：一家四口搬入恩菲尔德郊区住宅后，出现家具自行移动、物品凭空抛掷、墙壁传出敲击声等现象，珍妮特甚至被拍到“悬浮空中”“用男声说话”（自称是前房主比尔·威尔金斯，死于脑溢血）。影片通过警方报告、BBC记者录音（包含诡异的电子 voice 现象）还原事件，同时揭露争议——珍妮特成年后承认部分情节是“为吸引关注”的恶作剧，但90%的现象（如无法解释的温度骤降、金属弯曲）仍被调查者认定为真实超自然活动（参考搜索结果14）。心理学家分析，事件反映了家庭创伤（父母离异、经济拮据）如何通过“集体癔症”转化为超自然体验，而媒体报道又进一步放大了恐惧。
2. 阿米蒂维尔谋杀屋（美国，1974）
影片以“先谋杀后闹鬼”的双重悲剧展开：罗纳德·迪福在纽约阿米蒂维尔的家中杀害父母和四个弟妹，庭审时声称“听到墙壁里的声音指使他杀人”；一年后，卢茨夫妇搬入该屋，28天内经历“绿色黏液从墙壁渗出”“长子梦游指向藏尸处”“妻子半夜看到恶魔面孔”等恐怖事件，最终仓皇逃离。纪录片对比警方卷宗与卢茨夫妇的《阿米蒂维尔惊魂》回忆录，揭露矛盾点：迪福的“恶魔辩护”被法庭驳回（实为谋财害命），而卢茨一家的经历因与小说出版时间高度重合，被质疑为“商业炒作”。但影片也呈现了法医的发现：房屋地基下曾是印第安人墓地，土壤检测含高浓度霉菌，可能引发幻觉（参考搜索结果7中“环境因素与超自然感知”的关联）。
3. 贝尔女巫 haunting（美国，1817-1821）
作为美国最早有记录的闹鬼事件，影片通过田纳西州历史档案还原：农夫约翰·贝尔一家被“无形实体”骚扰——女儿贝琪被头发缠绕窒息、食物中出现针和毒药，贝尔本人则因“神秘疾病”痛苦死去，临终前床底传出“女巫的嘲笑”。传说该实体是被贝尔欺骗的邻居凯特·巴兹，化作厉鬼复仇。纪录片结合当地传说与现代调查，指出事件可能与“家族土地纠纷”有关（巴兹家族后代曾威胁报复），而“闹鬼”成为贝尔家族掩盖内部矛盾的隐喻。神经学家在片中解释，19世纪医疗落后，贝尔的“怪病”实为脑瘤，而集体恐惧将自然死亡转化为“女巫诅咒”。
4. 洛杉矶黑色大丽花凶宅（美国，1947）
案件始于女演员伊丽莎白·肖特（“黑色大丽花”）被残忍分尸，其生前租住的洛杉矶公寓此后频发“灵异事件”：住户称看到“穿黑色连衣裙的女性幽灵在走廊游荡”“镜子里出现残缺面孔”。纪录片通过尸检报告与凶宅住户访谈，揭示案件的“双重恐怖”——现实中的凶手至今逍遥法外（参考搜索结果9中“缺页疑案”的悬案性质），而幽灵传说成为公众对“未解决暴力犯罪”的心理投射。犯罪学家指出，黑色大丽花案因媒体过度渲染（如刊登死者残缺照片），成为“都市传说”的原型，凶宅则成为集体创伤的“记忆容器”。
心理恐惧的核心：“无法验证的未知”
影片强调，这些案件的恐怖之处不在于“直接伤害”，而在于“对现实秩序的颠覆”：
物理规则失效：家具移动、声音穿墙等现象打破“物体惯性”“能量守恒”等基本认知，让亲历者陷入“世界观崩塌”的焦虑；
心理渗透与长期影响：恩菲尔德事件中的霍奇森姐妹成年后仍受噩梦困扰，阿米蒂维尔的卢茨夫妇出现酗酒、抑郁等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症状，印证了“超自然恐惧比恐怖片更持久”的观点——因为它模糊了“真实与虚构”的边界，让恐惧从“屏幕”侵入“现实生活”（如观众看完后不敢独自照镜子、检查床底）。
文化迷恋：为什么我们“沉迷于恐惧”？
纪录片结尾探讨“鬼故事”的社会功能：
对死亡的隐喻：超自然现象是人类面对“死后世界未知”的心理防御机制，通过“闹鬼”将抽象的死亡具象化为“可感知的幽灵”，缓解存在焦虑；
对秩序的挑战与回归：鬼故事暂时打破“理性至上”的现代秩序，让人们体验失控的刺激，而最终通过“驱鬼仪式”“搬离凶宅”等行为重建安全感；
群体认同的纽带：从古代村落的“精怪传说”到现代都市传说，鬼故事始终是“共同体记忆”的载体——恩菲尔德事件让小镇居民团结对抗“外部威胁”，黑色大丽花传说则成为洛杉矶的“城市符号”。
正如片中一位民俗学家所言：“我们讲述鬼故事，不是为了证明鬼魂存在，而是为了讲述我们自己——我们害怕什么，相信什么，又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意义。”这部纪录片的价值，正在于剥开“恐怖外壳”，揭示超自然叙事背后的人性需求与社会心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