夹缝中的自我：解读德国纪录片《男人之间：东德的男同性恋》
对于 LGBTQ + 历史研究者、冷战社会学者及口述史爱好者而言，2012 年德国纪录片《男人之间：东德的男同性恋》（Unter Männern – Schwul in der DDR）是一部极具文献价值的影像档案。该片采用 720P 高清画质与 MP4 格式封装，1.02GB 的存储容量在保证画面清晰度的同时，兼顾了传播便利性 —— 无论是受访者面部细微的表情变化，还是历史场景资料的细节呈现，都能通过细腻的影像质感传递给观众。尤为关键的是英语中字的配置，这种精准的字幕翻译不仅打破了语言壁垒，更让非德语观众得以深入理解东德特殊语境下的术语表达（如 “资产阶级道德腐朽残余” 等意识形态表述），成为记录东德男同性恋群体近三十年生存史的珍贵视觉文献。
纪录片以 “多声部口述史” 为核心叙事结构，围绕 “东德社会主义体制下同性恋的生存策略与身份觉醒” 这一核心命题展开。六位背景迥异的受访者 —— 艺术家、作家、政治积极分子、神学者、理发师及同性恋协会组织者，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各自在东德的生活经历，形成 “个体记忆 — 群体经验 — 历史语境” 的三层叙事逻辑。开篇即以柏林墙的黑白影像与东德国歌片段切入，奠定 “分裂与禁锢” 的历史基调，随后通过受访者的口述串联起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关键节点：从 1950 年东德废除纳粹时期修订的第 175 条例，到 1970 年代地下同性恋社群的形成，再到 1980 年代争取权益的初步尝试。每段口述均配以同期的新闻片段、私人照片与场景还原影像，如理发师回忆 1960 年代在理发店秘密传递同性恋信息的场景时，纪录片通过复古色调的场景重现，将观众带回那个 “既要隐藏又要联结” 的特殊年代，形成兼具情感冲击力与历史真实性的叙事效果。正如片中一位受访者所言：“在东德，我们的生活就像走钢丝 —— 既要避开国家机器的监视，又要守护内心真实的自我。”
历史语境：从纳粹遗产到社会主义规训
纪录片深入追溯了东德同性恋政策的历史根源，聚焦纳粹时期第 175 条例对东德社会的深远影响。1871 年《德国刑法典》第 175 条例最初规定 “男性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发生的非自然性行为应受监禁惩罚”，而 1935 年纳粹德国对该条例进行修订，将处罚范围扩大到 “任何形式的男性亲密接触”，甚至牵手、对视都可能构成犯罪。据历史资料显示，1936 年至 1939 年间，纳粹法院依据修订后的第 175 条例拘留了 7.8 万人，约 1.5 万人被送进集中营，其中超过 50% 的同性恋囚犯死于酷刑、强迫劳动或医学实验。这种极端迫害的历史记忆，成为东德同性恋群体难以磨灭的集体创伤。
1949 年东德成立后，虽在 1950 年废除了纳粹时期修订的第 175 条例版本，却保留了 1871 年的原始条款，这一法律 “折中” 背后折射出东德复杂的意识形态立场 —— 一方面，东德政府试图与纳粹遗产切割，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 “进步性”；另一方面，又将同性恋视为 “资产阶级道德腐朽的残余”，纳入社会主义道德规训的范畴。纪录片通过对比东德与西德的法律实践，揭示了这种 “表面宽松实则压抑” 的政策本质：西德在二战后继续执行纳粹修订版的第 175 条例直至 1960 年代，定罪率与纳粹时期相当，而东德虽未大规模司法迫害同性恋，却通过就业歧视、社会舆论谴责、心理治疗强制化等手段实施 “软性压制”。片中一位政治积极分子回忆道：“1975 年，我因参与同性恋聚会被单位约谈，领导告诉我‘你的性取向不符合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’，随后我被调离了原本的技术岗位，安排去做体力劳动。” 这种 “非罪化却非合法化” 的处境，构成了东德同性恋群体生存困境的核心。
纪录片还通过历史影像资料，展现了东德官方对同性恋的 “医学化” 叙事 ——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，东德卫生部门将同性恋定义为 “心理异常”，强制部分同性恋者接受激素治疗或心理矫正。一位受访者展示了他 1972 年的医疗记录，上面清晰写着 “诊断：性倒错；建议：睾酮注射治疗”。这种将身份问题转化为医学问题的策略，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对私人领域的渗透，也成为东德同性恋群体自我认同的重要障碍。
生存策略：个体适应与群体联结的双重实践
纪录片通过六位受访者的口述，生动呈现了东德同性恋群体多样化的生存策略，展现了 “在禁锢中寻找空间” 的智慧与韧性。这些策略大致可分为 “个体适应” 与 “群体联结” 两类，既反映了不同个体的性格差异，也折射出东德社会环境的变迁。
在个体适应层面，理发师的经历极具代表性。作为一名 “个体主义者”，他在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通过职业便利构建了秘密的社交网络 —— 理发店不仅是理发的场所，更是同性恋者交换信息、建立联系的 “安全空间”。“那时，顾客会通过特定的发型要求传递信号，比如想要‘侧分短发’可能意味着想认识新朋友，” 他在片中回忆道，“我会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写在纸条上，藏在理发工具包里，趁没人的时候交给对方。” 这种 “日常化” 的生存策略，将同性恋社交融入普通职业场景，既避开了国家机器的监视，又满足了基本的情感需求。类似的还有作家的 “隐喻写作” 策略 —— 他在小说中通过 “友谊”“战友” 等中性词汇隐喻同性恋关系，既通过了东德的出版审查，又让圈内人能够读懂其中的深意。
在群体联结层面，神学者与同性恋协会组织者的经历展现了从 “地下社群” 到 “公开争取” 的转变。1970 年代，东德基督教教会成为同性恋群体的重要庇护所，由于教会在东德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，神学者得以利用教会的地下室、活动室举办秘密聚会。“我们会以‘圣经研究小组’的名义申请活动场地，实际上讨论的是同性恋权益问题，” 他回忆道，“教会的牧师知道我们的真实目的，却选择沉默 —— 他们明白，我们只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安全说话的地方。” 这种 “借壳生存” 的策略，体现了东德同性恋群体对现有社会结构的灵活利用。
1980 年代，随着东德社会氛围的略微松动，部分同性恋者开始尝试更公开的联结。片中的同性恋协会组织者讲述了 1985 年秘密成立 “东德同性恋工作组” 的过程：“我们在柏林、莱比锡等城市建立联络点，通过地下刊物传递信息，组织小型的文化活动。虽然每次活动都要更换地点，避免被秘密警察发现，但我们终于有了‘我们’的感觉。” 纪录片通过展示当年的地下刊物复印件、活动照片，还原了这个松散组织的运作模式 —— 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，没有正式的会员制度，却成为东德同性恋群体身份觉醒的重要载体。
身份觉醒：从 “自我压抑” 到 “权益意识” 的转变
纪录片通过纵向时间轴的叙事，清晰呈现了东德同性恋群体身份意识的演变过程，展现了从 “被动适应” 到 “主动争取” 的心理转变。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与东德社会变迁、国际思潮影响及个体经历密切相关。
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，东德同性恋群体的主流心态是 “自我压抑”。由于刚经历纳粹时期的极端迫害，加上东德官方的道德批判，大多数同性恋者将自己的性取向视为 “不可告人的秘密”。片中一位艺术家回忆道：“1958 年，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喜欢男性时，感到非常恐惧 —— 我想起小时候听说过的纳粹抓同性恋的故事，担心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。所以我强迫自己和女性约会，甚至差点结婚，只为了看起来‘正常’。” 这种 “自我否认” 的心态，成为当时同性恋群体的普遍选择，也反映了纳粹遗产对个体心理的长期影响。
1970 年代，随着地下同性恋社群的形成，“身份认同” 开始萌芽。这一时期，东德青年文化逐渐活跃，西方的同性恋权益思潮通过非法渠道（如走私的书籍、音乐磁带）传入东德，让部分同性恋者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性取向。纪录片中一位作家提到：“1973 年，我偶然得到一本让 – 保罗・萨特的《存在与虚无》，里面关于‘自我选择’的论述让我震撼 —— 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我的性取向不是‘错误’，而是我存在的一部分。” 这种思想上的觉醒，推动了同性恋群体从 “隐藏” 向 “秘密联结” 的转变，地下聚会、私人派对等活动逐渐增多，形成了 “虽不公开但彼此支撑” 的社群网络。
1980 年代，随着东欧社会运动的兴起，东德同性恋群体的 “权益意识” 开始觉醒。1980 年代中期，部分同性恋者开始尝试向官方表达诉求，如 1986 年柏林的同性恋者集体写信给东德文化部，要求允许举办同性恋主题的文化活动；1989 年，东德同性恋协会组织者参与了莱比锡的和平示威，将同性恋权益与民主诉求结合。纪录片通过当时的新闻片段与受访者的口述，还原了这一历史性转变：“1989 年 10 月，我举着‘同性恋也要自由’的牌子参加示威，当看到周围有人和我一起喊口号时，我知道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。” 这种从 “个体觉醒” 到 “群体行动” 的转变，为两德统一后东德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奠定了基础。
跨界对比：东德与西德的同性恋政策差异
纪录片虽以東德为核心，却通过受访者的口述与历史资料对比，揭示了东德与西德在同性恋政策上的异同，展现了冷战时期德国分裂对同性恋群体的双重影响。
在法律层面，东德与西德呈现出 “表面差异实则相似” 的特点。1950 年东德废除纳粹修订版的第 175 条例，保留原始条款；而西德则继续执行纳粹修订版的第 175 条例直至 1969 年，且在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的定罪率与纳粹时期相当，据统计，二战后西德依据第 175 条例定罪的同性恋者超过 6.8 万人，其中包括许多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。纪录片中一位经历过西德迫害的受访者对比道：“在西德，你可能因为一次同性约会就被判刑；在东德，虽然不会坐牢，但你会失去工作、被邻居指指点点 —— 两种制度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感到自己是‘异类’。”
在社会层面，东德的 “集体主义” 意识形态与西德的 “资本主义个人主义” 形成鲜明对比。东德强调 “社会主义集体” 的统一性，将同性恋视为 “破坏集体团结” 的因素，通过单位、社区等组织实施社会监控；而西德则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，逐渐形成对多元文化的包容，1970 年代后同性恋社群开始公开活动。但纪录片也指出，这种差异并非绝对 —— 东德的地下同性恋社群通过 “伪装成集体活动”（如体育俱乐部、文化小组）的方式获得生存空间，而西德的同性恋者也面临着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。正如片中一位受访者所言：“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，同性恋者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空间 —— 只是东德的空间在地下，西德的空间在街头。”
这种对比不仅展现了冷战时期德国分裂的社会图景，更揭示了不同政治体制下少数群体面临的共同困境 —— 如何在国家权力与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下，守护自己的身份与尊严。
纪录片的时代意义：记忆存档与现实启示
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，《男人之间：东德的男同性恋》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。该片记录的六位受访者的口述，填补了东德同性恋史研究中 “个体经验” 的空白 —— 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政策文本与宏观历史，而纪录片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，让观众得以听到那些被历史忽略的 “微小声音”：理发师的秘密社交网络、作家的隐喻写作、神学者的教会庇护…… 这些细节不仅丰富了东德同性恋史的研究维度，更为理解东德社会的日常运作提供了独特视角。2012 年正值两德统一 22 周年，纪录片的推出也恰逢德国社会反思东德历史的重要时期，它通过鲜活的个体记忆，让年轻一代得以了解那段 “既遥远又亲近” 的历史，避免了集体记忆的流失。
从现实意义来看，纪录片为当代 LGBTQ + 权益运动提供了重要启示。片中展现的东德同性恋群体的生存智慧 —— 在禁锢中寻找空间、在联结中获得力量、在觉醒中争取权益，对当今仍面临迫害的同性恋群体具有借鉴意义。同时，纪录片也反思了 “进步” 的复杂性：两德统一后，东德同性恋群体虽然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，却面临着文化认同的困境 —— 他们的历史经历在统一后的德国社会常被边缘化，甚至被视为 “社会主义时期的落后现象”。片中一位受访者感慨道：“统一后，有人说我们的经历已经过时了，但我知道，那些挣扎与坚持，是我们留给这个时代的礼物。” 这种反思提醒着观众，权益的争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而历史记忆则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。
正如纪录片结尾，六位受访者站在柏林墙遗址前的合影 —— 他们的脸上既有岁月的沧桑，也有释然的微笑。这张照片不仅是对东德时期的告别，更是对未来的期许。《男人之间：东德的男同性恋》以其真实的口述、丰富的历史资料与深刻的思考，成为一部超越 “同性恋题材” 的优秀纪录片，它不仅让观众了解东德同性恋群体的生存史，更引发人们对自由、尊严与身份认同的普遍思考，成为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视觉与思想档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