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什么困扰我们》（What Haunts Us, 2018）是一部聚焦校园创伤与集体沉默的美国纪录片，导演佩奇·戈德堡·托尔马赫（Paige Goldberg Tolmach）回到家乡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，调查母校波特-高德学校（Porter-Gaud School）1979届49名男生中，35年内6人相继自杀的悲剧，最终揭开隐藏在精英名校光环下的系统性虐待与创伤代际传递。
核心谜团：“完美班级”的自杀阴影
1979届的波特-高德学校男生班，曾是“成功”的代名词——学生多来自富裕白人家庭，毕业后进入常春藤盟校，成为律师、医生、企业家。然而，光鲜表象下，死亡阴影悄然蔓延：1987年，第一起自杀发生；至2014年，第6名同学（也是导演的童年好友）在家中开枪自尽。这一比例（12.2%）远超美国男性自杀率（约1.7%），促使佩奇回到家乡，通过访谈幸存同学、老师和家长，拼凑出被刻意遗忘的真相。
揭开真相：教练的“系统性虐待”与学校的沉默
调查指向该校长期担任体育教练兼辅导员的杰里·桑福德（Jerry Sandusky，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性侵案主犯同名，但为不同人）。多位幸存者在镜头前首次公开指控：
权力掩盖下的虐待：桑福德利用“导师”身份，以“单独辅导”“夜间训练”为名，对男生实施性侵和精神控制，时间跨度从1970年代持续至1990年代。他会用“体罚”“羞辱”手段摧毁学生自尊，再以“特殊照顾”（如推荐大学、给予特权）进行情感操纵，形成“虐待-依赖”的扭曲关系。
学校的“制度化沉默”：佩奇发现，早在1980年就有家长向校方举报桑福德，但学校以“缺乏证据”为由解雇桑福德，却未报警或通知其他家庭，甚至允许他转至另一所学校继续任教。一位前校长在访谈中含糊其辞：“当时我们认为‘家丑不可外扬’，没想到……”这种“保护学校声誉”的决策，导致虐待的创伤未被处理，反而通过沉默内化为幸存者的“自我惩罚”。
创伤的代际传递：“沉默的幸存者”与自杀的根源
纪录片通过心理学专家解析，揭示自杀与童年创伤的直接关联：
“羞耻感”的致命枷锁：幸存者普遍存在“自我污名化”——认为“被虐待是自己的错”，害怕暴露经历会“毁掉家庭和事业”。6名自杀者中，3人留下遗书暗示“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”，其中一人写道：“我以为成功就能忘记，但每晚他的脸还是会出现。”
“集体创伤”的沉默共谋：幸存同学间形成“不谈论”的默契，甚至在同学聚会上刻意回避相关话题。一位幸存者坦言：“我们都假装没事，直到有人自杀，才意识到我们都在独自承受——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虐待。”
疗愈与行动：打破沉默的“幸存者联盟”
影片结尾，佩奇组织了一场“幸存者重聚”，15名同学首次公开讨论被虐待的经历，许多人是第一次向妻子或子女坦白。他们成立了“波特-高德幸存者网络”，推动学校道歉、警方重新调查，并立法要求“私立学校必须像公立学校一样强制报告虐待案件”。2018年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签署相关法案，桑福德虽因诉讼时效已过未被刑事起诉，但被列入“教师黑名单”，终身不得从事教育行业。
社会反思：精英教育的“阴暗角落”
纪录片直指精英名校的“特权文化”如何成为虐待的温床：
权力不对等：教练在封闭的寄宿环境中拥有绝对权威，家长因信任学校而放松警惕；
“成功至上”的价值观：学校和家庭过度强调“成就”，忽视学生的心理健康，导致受害者不敢“破坏完美形象”；
阶级与种族的盲区：案件中受害者均为白人男性，而同期该校少数族裔学生的类似指控被完全忽视，揭示“特权阶层的创伤”更容易被看见，而底层群体的声音仍被淹没。
《什么困扰我们》以私人叙事切入，最终成为一部关于“沉默之恶”的社会寓言。正如一位幸存者所说：“真正的‘鬼魂’不是死去的同学，而是我们心中‘不敢说出真相’的恐惧。只有打破沉默，才能让他们安息，也让我们活下去。”影片不仅为波特-高德的受害者发声，更提醒所有教育机构：对权力滥用的纵容，终将以生命为代价。
